历史断面里的人性密码（8）续

题外话1：

我既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也不同意波普尔的观点。

第一，经济是政治的目的，不是马克思故弄玄虚说的什么什么基础，即便是经济非常不发达的环境下，也有政治存在。说白了，政治就是对利益的分配。搞政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拥有利益的分配权。

第二，波普尔显然是欠缺经济常识的。经济资源+技术力量才是经济发展两点必须因素，光有技术力量，而没有完整而健全的经济体系，想把经济搞起来，那是胡说八道。资源的积累与传递，这绝不可以忽略。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对资源的积累与传递不屑一顾，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

第三，波普尔说没有经济背景，也能研究“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我认为也很荒唐，如果没有必要的资源传承，难道这科学思想是凭空得出来的不成？任何宗教、政治、社会文化，都和当时的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契合点，如果没有经济资料的辅助，研究出来的什么文化思想都是瞎扯淡，都是空谈，都是闭着眼睛的YY。就好比说，猜测火星上的生物文明多么发达多么优秀个一个样。就我个人观点，连希腊神话都有其现实意义存在，西游记，也不是个神话小说，而是个现实小说。其影射现实中的成分直到今天都令人为之感叹震撼。

题外话2：

由史籍的记载中我们可知，在秦汉两个王朝交替过程中，在人性上确有种种开历史倒车的情形，而这一切又皆因经济而起。自项羽分封始，向回倒翻史卷，却发现大泽乡暴乱才是人性倒车的源头。一幕幕武装暴徒将屠刀挥向平民的惨剧自那时起，不时在历史舞台中间上演。
　　
公元前207年正月，项羽奉命带领部属攻打军事要地襄城（今河南许昌南部），经过一番苦战，夺取襄城后，对城内居民进行了灭绝式的屠杀。公元前207年七月，项羽携刘邦共同奉命攻打城阳（今山东青岛北部），在攻占城阳后，又一次采取了屠城的方式来结束打扫战场。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率军向西进发，意图进攻秦中央政府所在的关中地区，途中曾在颖阳地区遭遇秦政府组织的阻击。战斗以刘邦带领的反政府军获胜而告终，但是在战斗结束后，反政府军中再次出现大规模屠戮平民的事件。

难道是他们杀人杀红了眼，杀出了瘾？学界研究发现，生物界中，动物会因食物的缺乏而互相残杀，但极少有物种能在对同类的杀戮中感受到快感。然而很不幸的是，人类的近亲，灵长目动物黑猩猩就在这极少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在族群争夺生存空间时，会因杀掉对方族群的成员而产生异样的兴奋。在史册记载中，也确有以杀戮为乐的人存在过，然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广谱且具备代表性。这种具备杀人癖好的个案，在暴露出畸形人格后，会持续表现出病理状的杀戮偏好。典型的有三国东吴末帝孙皓、十六国时期前秦厉王苻生、北齐文宣帝高洋，还有明末反政府武装组织头领张献忠。从史料中看，项羽和刘邦并非持续地进行杀人，并以此为乐趣。从他们不具备典型的病理特征这一点，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并非因人格扭曲或心理变态而杀人。那么，他们屡屡屠城又是为了哪般？
　　
就历史记载而言，项羽首次屠城的时间是公元前207年正月。根据经济常识可知，这个时段距春季农业播种时间为期不远，正是一年中经济作物相对匮乏的时期。那么，会不会是迫于经济压力，才出现大规模的杀戮行为呢？这可以做为我的一个猜想，而后来逐步分析其是否具备合理性。
　　
秦末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既有昔日的贵族，也有草根出身的平民，还有秦政府的底层公务员，这些人加入反政府武装的理由各异，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律可供参考。率先参加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平民，多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在断绝经济来源后，为谋求生计才铤而走险。而其它成员中，除去旧贵族是主动策划者外，剩余成员多是受形式所胁迫，不得不进行武装叛乱。这里我们应该考虑到一点，旧贵族们虽然曾经是贵族，但是在当时，他们早已脱离昔日的优势资源，起码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并不比普通平民多出许多。以他们自身经济能力来供养一支军队，基本是无法实现的目标。旧贵族都无法提供出的经济支持，指望组织内其他成员来完成，更是难以实现。基于此可以判断，大部分组织成员的赤贫化，使整个组织面临极为庞大的经济压力。具体些说，一大群壮汉的吃饭、穿衣，以及手中的武器来源，都是有待解决的持续性经济问题。反政府武装组织不同于政府的正规军。正规军的一切经济供养由政府来完成，既有的财政收入体系能及时地将经济给养补充给军队，以供其必要之需。而反政府武装组织除去抢劫外，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方式。由于他们流动扩张，并且拒绝负担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这种等同于流寇的特质，决定了其索取经济价值的方式必然是涸泽而渔。因为这种方式才是最经济的选择。换个角度说，反政府武装组织对所经过地区中的社会及经济秩序带来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这也就导致了地区内原居民为自我保护而产生本能式的反抗。然而反抗失败后，生命正在受到掠夺者的屠刀威胁时，居民们仍然不愿交出经济资源，这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的经济资源太有限了，有限到以至于交出去后就丧失了基本的生存底线。
　　
或许这才是项羽屠杀平民的真相：为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而做出不够人道的政治选择。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尝试分析他第二次屠城的原因。第二次屠城的地点是山东城阳，时间是公元前207年七月。山东的主要农作物为小麦，小麦的收割季节一般在农历五月到六月间，鉴于这两点客观常识，我们可以判断，项羽在攻打城阳时，城阳地区已经完成了小麦的收割。依照常理，收获季节刚过，平民家中正应该有些粮食的储备，在面对无从抵抗的武装力量时，咬咬牙，拿出一部分粮食赎买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很天经地义的事。要知道，土匪流寇们杀人是手段，获得经济给养才是根本目的，如果能打着秋风，本不至于非将事情弄到见血的地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从历史的时间脉络上看，这距大泽乡武装暴动两年时间，离大规模社会动乱大约一年半时间。这一年有余的社会秩序紊乱逐渐渗透到经济秩序中：农民无心耕种，商人无心经营，在经济的震荡衰退中，将各自的储备消耗一空……若这种猜想是真实的历史情况，那么由此推论下去，被屠杀的城阳居民也应该没有富足的粮食储备用来赎命，尽管收获的季节刚刚来过。
　　
种种的历史迹象表明，项羽麾下的军队一直处于经济窘迫的压力之下，逼着他一路杀将过去，以掠夺的方式来作为基本经济来源。有这样一个历史线索能为当时的经济窘迫情况做出佐证，即钜鹿之战前，项羽在杀宋义时曾提过军中粮食短缺的问题。而钜鹿之战后，与章邯的和谈，也和军中短缺粮食有着不可回避的联系，以至于后来的坑杀秦卒，甚至是楚汉相争的败北，都与经济给养不足有着莫大的关联。经济资源的匮乏，如附骨之疽般伴随着项羽的全部戎马生涯，这使得文韬武略，天纵之才的西楚霸王不得不屈从于现实。而经济上的无以为继，则葬送了他的全部江山，临终前那无奈的自嘲——非战之过，如今看来却是充满了不甘的惆怅和深深的悲哀。